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机遇挑战与行动

远望智库 谭云刚

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是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新武器、新装备，提供新服务的过程。科技创新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影响和改变未来世界发展格局的关键力量。建设现代化强国首先要建成科技强国，“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最可持续的竞争力，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全过程，全面支撑引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未来30多年，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军民融合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是实施政治建军、科技强军、改革兴军、依法治军，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为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一流武器装备的新时代。中国科技发展迎来重大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面临美国以科技封锁为核心的对华全面遏制的严峻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深入推进中国科技领域改革与发展，不断提升我国基础科学、核心技术和科学管理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而重大的问题。

一、机遇

一是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和国防与军队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确定的机遇。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较大的提升。到2035年，跃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实现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和一流军队。三步走战略部署给我国科技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信息科技、生物科技、航天科技、“四新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大、发展最快的四个领域。以芯片和元器件、超级计算、新一代信息网络、大数据、云操作系统、区块链、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加速发展，人类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万物互联时代，将对产业结构、产业形态、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未来战争形态、作战方式带来决定性影响。基因组学、脑科学、合成生物学、人造光合作用、分子模块育种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推动生物经济蓬勃发展。新能源（氢能、人造太阳能等）、新材料（石墨烯、碳纳米、碳化硅等）、新制造（增材制造、柔性制造、纳米制造等）、新通信（5G/6G通信、量子通信）等新兴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对全球竞争格局、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斗争胜算带来全局性、革命性、决定性的影响。

二是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最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实质性推进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推动“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关于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若干意见》（19条）《关于加快吸纳优势民营企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的措施意见》（8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实施意见》《关于军品增值税政策》《关于装备采购制度调整改革的若干意见》（20条）《关于进一步推进军品价格工作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竞争性采购工作的意见》《竞争性装备采购管理规定》《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管理规定》《军用软件研制概算计价规范(试行)》《军品定价议价规则（试行）》《国防科研试制费管理办法》等等，正在制定《军民融合发展法》和《武器装备采购法》。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未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落地的历史进程中，开放是常态、封闭是例外，竞争是常态、垄断是例外，融合是常态、分割是例外，必将逐步形成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法规标准、信息、资金的深度融合，共同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军转民：2015年以来，国防科工局发布了近700个军用技术和产品转为民用的项目；2016年10月以来，国防知识产权局公开的解密国防专利7800余件。这些技术、产品、专利的民用，必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提升。

2、民参军：2014年以来，举办了五届军民融合高科技成果展览，展出了1100多家高科技民营企业、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非军工国有企业的6100多项高科技装备成果。搭建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民口高新技术装备成果，应用到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最权威最直接最有效的通道。充分展示他们标新立异的设计思想、异想天开的创新理念、另辟蹊径的技术路线、独具匠心的工艺诀窍和独一无二的品牌价值，使他们的优势技术、人才、产品资源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标准上融入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真正铸造起我国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还有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暨中关村三届新兴领域专题赛和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发掘了民营企业几百项先进技术成果，促进了科技创新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2014年5月，原总装备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工局、全国工商联联合举办了以“引导民企参军、服务装备建设、推进军民融合”为主题的首届民营企业高科技成果展览暨军民融合高层论坛，择优遴选了116家优势民营企业，展出了涉及电子信息、动力传动、探测识别、制导控制、新材料等12个领域的900余项先进技术与产品。首次发布了41项国家和军队相关政策法规、497项武器装备采购需求信息，军地有关部门与46家参展企业达成100余项目、采购协议或合作意向。深圳光启、成都雷电微力参展后获得多个项目，几千万元经费；北京韦加航通、扬州众孚参展后接了多个军方项目。这次活动达到了“宣示决心、宣传政策、形成态势、探索路子”的目的。搭建了中国民营企业通往国防工业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星光大道，使中国民营企业的优势技术、人才、产品资源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标准上融入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真正铸造起我国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

2016年10月，军委装备发展部、教育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工局、全国工商联联合举办了“以全面落实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全面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军民融合高科技成果展览，充分展示了继首届民营企业高科技成果展览以来，163家中国科学院研究院所、全国高校、非军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87家），在北斗导航卫星、水下机器人、精密光学仪器、无人机技术、超材料、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核心技术、云数据加密技术、混合动力新能源电站、大型激光3D打印机等领域的2900多项高技术成果，为进一步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第三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暨高层论坛，于2017年9月在北京举办，这次展览的主题是：信息技术装备成果。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主要是考虑国家和军队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我国信息技术与产品特别是核心技术与工艺，至今没有摆脱美欧日韩等西方强国的依赖，每年花费几千亿美元购买。我国军工、金融、电信、电力、交通等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装备、关键系统、核心器件的研制、生产与应用，仍然受制于美欧日韩等西方强国，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面临巨大潜在风险。这几年，发生在政府、军队、国防军工集团的重大泄密事件，严重损害了国家安全和利益。发生在全球150多个国家、涉及几十万家企（事）业单位的勒索病毒袭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国家和军队信息安全的警钟。如果这种袭击发生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后果不堪设想！这次展览展出了354个企业的422项信息技术领域的高新技术成果。90%的信息技术军民两用，我国信息技术民用发展质量和速度明显好于军用。通过科技创新与融合发展，集全国信息技术领域的顶级技术成果，打造能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能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武器装备，尽快摆脱国外依赖、尽早建立起我国我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先进成熟的网络与信息技术安全体系。

第四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暨论坛，于2018年10月在北京举办。展览以“协同推进战略基础性领域军民融合创新发展，加快构建一体化战略体系和能力”为主题，按照“聚合军地优势资源，面向备战打仗装备需求，突出自主发展安全可控，全面展示高新技术产品，推进合作共享共赢”的总体思路，聚焦先进材料、先进制造、新能源和自主可控领域，共展出302家单位1349项高技术装备成果。参加展览的民营企业占60%，约90%的参展装备核心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首次参展的高性能陶瓷纤维、粉床电子束3D打印设备、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系列化氢空燃料电池等创新产品和技术，展现了我国在基础性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展览会上，176家军地单位集中签约154个高技术产品合作项目，其中，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所属单位17家54个项目，各军工集团所属单位47家79个项目，总金额超过20亿元。让“民参军”高技术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有力促进了融合发展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地。

第五届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于2019年11月在北京举办。展览以加快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装备发展，提高武器装备智能化水平为主题，共展出173家企业的504项智能基础生态、智能集成应用和智能无人平台三大领域的高技术装备成果。

3、重大项目。一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101项重点任务和21个重大示范项目；二是国家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项目；三是发改委“十三五”空天一体信息网络建设等重大专项；四是科技部与军委科技委联合发布的《“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项目。

4、重大政策：一是大幅减少许可限制。2015年9月8日，国防科工局和原总装备部下发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专业（产品）目录（2015年版）。新版目录贯彻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国务院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机构职能的要求，精简优化了许可目录,由2005年的1988项减少为755项。国防科工局和军委装备发展部联合印发了2018年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再次大幅降低了军品市场准入门槛。将2015年11大类755项减少为包括导弹武器与运载火箭等7大类共285项，减幅62%。大范围取消设备级、部件级项目，取消军事电子一般整机装备和电子元器件项目，取消武器装备专用机电设备类、武器装备专用材料及制品类和武器装备重大工程管理类的许可。此外，为鼓励创新，大幅度缩减了科研许可。

二是大力推进竞争性装备采购。原总装备部2014年7月26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竞争性装备采购管理规定》（装法【2014】3号），明确了竞争性装备采购管理工作实行项目确定、信息发布、方案审批、专家评审、结果公示、竞争保护等制度。实行竞争性采购项目负面清单制度。军委装备发展部明确了不宜竞争或目前暂时不具备竞争条件的装备采购项目清单。除了负面清单项目实行单一来源采购外，其他所有装备采购项目必须开展竞争性装备采购，并制定包括采购方式、候选装备承制单位、分系统或配套产品竞争性采购安排、采购价格方案、竞争择优标准和评价方法、竞争保护必要性分析及其初步安排、采购工作进度及所需业务经费、风险防范措施和效益评估等内容的竞争性装备采购方案。对于竞争主体少、尚未形成稳定竞争格局、技术或者产品军事专用性强的装备采购项目，竞争失利方自筹经费、形成实物型或创新性技术成果的，可以通过项目补偿、分包补偿、经费补偿等方式获得竞争保护，鼓励和扶持竞争失利方继续参与后续竞争。

三是破除准入壁垒，建立完善协调高效的市场准入制度。2014年5月，原总装备部、科工局、国家保密局印发的《关于加快吸纳优势民营企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的措施意见》（8条），提出实施武器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分类审查制度，根据装备重要和涉密程度，将装备承制(含承研、承修，下同)单位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武器装备的总体，关键、重要分系统和核心配套产品(即列入国防科工局、总装备部发布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内的专业或产品)的承制单位。在通过保密资格认证和质量体系认证基础上对申请企业进行许可审查、资格审查。

第二类是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之外的专用装备和一般配套产品的承制单位。只对申请企业进行资格审查，不再进行许可审查和强制性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需建立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在资格审查时一并进行审核)。对本类承制单位的保密要求：产品本身不涉密但背景、用途等涉密的，由采购方与承制方签订保密协议；应急或短期生产秘密级产品的，由采购方按照有关保密标准和程序对承制方进行保密审查，签订保密协议，提出保密要求；生产机密级(含)以上的产品或长期承担涉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的，实行保密资格认证。

第三类是军选民用产品的承制单位。申请企业需建立国家标准质量管理体系，只进行资格审查(以文件审查形式为主)。对参与军选民用产品招标竞争的企业不设特别资格限制，凡产品及服务符合招标要求的企业均可参加投标，中标企业经资格审查后，可注册第三类装备承制单位资格。

积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研究，承担装备预研计划中应用基础研究、自主开发研究任务的单位，不需进行资格审查。减少重复审查——推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与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联合审查机制。

5、支撑平台：工信部设立的“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军委装备发展部开通的“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和军委后勤保障部开通的“军队采购网”，是军转民、民参军的权威平台。这些高科技成果和重大政策与平台，必将大大推进民参军进程，提高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质量和效益。

2015年1月4日，上线开通了“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截至2019年8月底，已在全国30个城市开通查询点。畅通受理渠道——2019年在全国设立30个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申请受理点。该网设立在全军装备采购服务中心，由公开网站、涉密网站和信息管理系统组成，具有信息发布、信息推送、需求对接、数据分析等功能。公开网站依托互联网发布武器装备采购需求、采购公告、政策法规等信息，涉密网站武器装备采购涉密信息，各类企事业单位和装备采购部门都可通过申请审核验证注册后，查询与其保密资格等级和专业领域相应的涉密信息，推送企业技术与产品信息，以及采购需求信息。中央军委张又侠副主席强调指出：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试验田，是全军装备工作改革的风向标，是装备机关转变作风的试金石。要求网站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吸引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催生一批示范项目，形成一套运行机制，趟出一条改革路子。截至2019年10月，已有29145家企业注册，发布装备采购需求信息和军工配套采购需求信息170155条（其中，2017年发布11757条、2018年发布122706条，航空工业发布60499条、航天科工发布40166条、航天科技发布35591条），上千亿元武器装备实行了竞争性采购，千余家民口企业获得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促进了科技创新的深度发展。

三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带来的历史性机遇。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发【2014】11号）》《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国办2016年7月印发）》《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127号）》《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级的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发改委“十三五”空天一体信息网络建设等重大专项、科技部与军委科技委“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以及扶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创新企业上市的股票市场科创版的推出，所有这些战略、政策和行动，必将把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和前所未有的水平。

《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号）》文件规定：赋予科研单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直接费用中除设备费外，其他科目费用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建立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准确评价科研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加大对承担国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人员的薪酬激励。对全时全职承担国防科研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任务的团队负责人（领衔科学家／首席科学家、技术总师、型号总师、总指挥、总负责人等）以及引进的高端人才，实行一项一策、清单式管理和年薪制。项目承担单位应在项目立项时与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协商确定人员名单和年薪标准，并报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备案。年薪所需经费在项目预计成本中单独计列。同时承担多个项目的团队负责人以及引进的高端人才，所需经费按工时分摊计入项目预计成本。年薪在项目承担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中单列，相应增加当年绩效工资总量。单位从国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任务项目间接费用中提取的绩效支出，应向承担任务的中青年科研骨干倾斜。完善以科技成果为纽带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建立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各方参与的创新联盟，落实相关政策，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到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兼职开展研发和成果转化，科研人员获得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计入当年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但不受总量限制，不纳入总量基数。开展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试点。允许试点单位从基本科研业务费、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经费等稳定支持科研经费中提取不超过20%作为奖励经费，由单位探索完善科研项目资金的激励引导机制。奖励经费的使用范围和标准由试点单位在绩效工资总量内自主决定，在单位内部公示。对试验设备依赖程度低和实验材料耗费少的基础研究、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等智力密集型项目，提高间接费用比例，500万以下的部分为不超过30%，500万元至1000万元部分为不超过25%，1000元以上的部分为不超过20%。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可进一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间接费用比例。间接费用的使用应向创新绩效突出的团队和个人倾斜。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对于接受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委托项目形成的职务科技成果，允许合同双方自主约定成果归属和使用、收益分配等事项；合同未约定的，职务科技成果由项目承担单位自主处置，允许赋予科研人员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对利用财政资金形成的职务科技成果，由单位按照权利与责任对等、贡献与回报匹配的原则，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探索赋予科研人员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

四是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带来的历史性机遇。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了中国在金融、贸易、政府采购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一系列新举措，特别要求：“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进程。”2018年11月，珠海航展首次举办了“走向世界的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主题论坛。一旦加入该协议，我国包括武器装备在内的所有政府采购领域，面对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真正进入了挑战与机遇并存、与狼共舞的新时代。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科技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确立大开放视野，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采购尤其是科技领域的相互交流与深度合作，最大限度地学习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军转民、民参军的成功做法，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加快推进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同时，在高强度竞争中塑造引领者、培育创新者、固牢优势者，警醒忽悠者、驱赶劣势者、淘汰落后者。

二、挑战

以科技封锁为核心、“三个转变”为标志的美国对华全面遏制战略的严峻挑战。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美国政府和学术界有人明确提出要效仿里根时期的对苏“冷战”政策，对中国实施全方位遏制战略。核心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大提出的未来中国30多年“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特别是要阻止中国在2035年实现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现代化，2050年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

一是从“接触与遏制战略”向“全方位遏制”转变。2018年1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俄罗斯和国际恐怖主义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8月特朗普签署了《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批准了创记录的7160亿美元军费，并就台湾问题提出“美国国防部长应当推动加强与台湾的安全交流政策，包括适当参与台湾军演”。美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排在俄罗斯之前的大国主要竞争对手。2019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更是声称要拿“一个中国”原则做交易，增加10%的国防经费，加快核武器更新换代，加紧在韩国、日本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打破亚太战略平衡，要把美国透支自己服务全球的理想主义全球化转变为牺牲他国服务美国的利己主义全球化，形成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政治强权、经济集权、军事霸权态势。美、日、韩、澳逐步形成的亚洲小北约，企图拉拢印度、菲律宾、越南、蒙古等我周边国家加入，形成全方位包围我之态势，且不断在南海、东海、台海挑起事端，探寻我底线和防卫能力。美国军舰、飞机多次侵入我西沙群岛领海领空，美国国会全票通过与台湾旅行法和台湾保证法，发起贸易摩擦，加紧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对我国实施全方位遏制与挑战。

二是对华技术封锁从过去的“聚焦国防科技”转向对所有新兴科技实施“全面封锁”。美国决策者认为中美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竞争。为持续保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引领地位，防止中国超越，今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对华技术封锁措施。继中兴事件后，又制造“孟晚舟事件”，全面遏制华为。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出台了一份针对关键新兴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清单，直捣生物技术、人工智能、AI芯片、机器人、量子计算、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先进材料等14类核心前沿技术。技术交流签证、中国留学生签证、对中国科研人员的签证审查特别严苛。今年6月起，凡是攻读机器人、航天航空和先进制造等敏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只能“一年一签”；我国“千人计划”专家被列入FBI名单，他们申请赴美签证将受到美国的特别“照顾”。对敏感技术、尖端产品及相关生产设备和材料出口中国限制更加严苛。今年8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44家中国科研机构和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加强审查，累计已超过130家，范围涉及集成电路、精密仪器、机械、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美国企业向实体名单中的中国机构出口技术和产品，必须申请许可证。对中方与美开展科技合作审查和中方投资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审查更加严苛。2019年10月在美国举行的第70届国际宇航大会，中方因无法获得赴美签证而缺席。最新修订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提出，强化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我国在美投资，特别是对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资的审查，对于超过标的公司股权10%的投资全部纳入审查范围。

三是对华经济战略从“规则束缚”转向“重塑世界经济版图”。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国情咨文中三次提到中国，不能让中国拥有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权。美国前总统高级战略班农研究性阅读十九大报告8遍，在西方国家大肆宣扬新的“中国威胁论”。2011年美国出版的《致命中国—全球对付中国龙》一书，主要内容就是讲中国如何利用“八种贸易武器”对美国以及全球造成威胁，这本被定性为“恶毒的反华著作”得到了诸多美国政要甚至包括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的赞扬。2016年底，特朗普也给予极高评价：“清晰的观点，周密的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有远见地记述了全球主义对美国工人造成的伤害，并为复兴我们的中产阶级指明了一条路。”美国对出口美国绝大多数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绝不仅是增加筹码和极限施压的需要，而是有意用税收高杠杆推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迫使在华外资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欧洲、日本，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而推动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彻底分离和全球产业链的全面重构。

我国基础科学、核心技术与管理水平相当落后的挑战。“三个世界第一”的尴尬。我国科技人员数量世界第一，但是，创新能力或综合竞争力却排在瑞典、以色列、新加坡等1000万人左右的小国之后；科技成果数量世界第一，而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的却寥寥无几；论文数量世界第一，而原创性的论文乏善可陈。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号召。习主席强调：“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近几年，国家加大对“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等重大专项工程建设的投入力度。但是，由于教育与科技管理体制机制障碍，以及创新型人才的匮乏，“核高基”工程还没有取得根本突破，“卡脖子”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高。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基础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2018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高达3120.58亿美元（出口额为846.36美元，逆差2274.22亿美元），比同年国防费还高出许多。2016年，飞机、航天器及相关设备领域，美国出口1347亿美元、进口310亿美元，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出口34亿美元、进口228亿美元。集成电路和航空航天已经成为中国迈向科技强国急需提升的两大科技领域。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才的教育培养，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教育培养问题。

当代中国，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出国留学潮。每年有几十万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著名高校毕业的学生去美欧日韩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有的高中、初中阶段、甚至从小学就送出去，那么多家庭付出了那么多沉重的代价，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的科技与教育差距究竟在哪里？二是公务员报考潮。每年报考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公务员的考录比都在60：1以上，有的热门岗位超过1000：1，可见，“官为本”的社会思潮依然根深蒂固。

由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杜德斌教授领衔完成的《中美科技竞争力评估报告》认为，在科技人力资源（每千人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比重美国为13.24，中国仅2.02）、科技财力资源（2016年科技研发投入美国5103亿美元，中国2378亿美元；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比例美国为36%，中国仅16%）、科学研究（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100榜单中，美国大学占到43所，中国5所。2016年科学与工程领域发表的引用率位于前1%的高质量论文中，美国相对比例指数为1.9，中国为1.0）、技术创新（二战后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占到全球总数的半壁江山，中国仅有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截至2016年底全球共有972万件有效发明专利，其中保有量排名日本266万件，美国219万件，中国124万件。美国专利密集度居前的计算机、通信设备、半导体均是高科技行业）和科技国际化五个方面，中国仍然显著落后于美国。我国企业的科技实力还不强，从人力资源配置上，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出现的主体。美国科技类上市公司总市值7.72万亿美元，中国只有2.08亿美元；我国科研队伍中一半以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40%以上的“杰青”都集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之对照的是，截至2016年，全国177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只有9名“杰青”、71名“千人计划”入选者。

我国科研项目管理行政化问题的挑战。目前，无论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还是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和武器装备采购系统的项目管理行政化问题突出。总设计师系统、总质量师系统、总会计师系统从属于行政指挥管理系统，缺少适应科学发展规律、体现科学创新精神、充分发挥科技人员聪明才智的项目管理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和工作制度。项目管理行政机构层次较多，人员庞大，管理效率较低，管理成本较高，管理效益不好。既懂技术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高层次的核心科学技术人才和大国工匠缺乏，远远不能满足科技发展需要。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不够重视社会科学发展，在思想观念、资源配置、人才培养、奖励政策等方面，没有把社会科学发展摆到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同等重要的地位。以致出现我国科学比技术落后，管理比科学更落后的局面。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科技管理的体制性障碍。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规划和武器装备发展规划，都没有将拥有70%科技创新成果的非公有制企业纳入这些规划中，长期被排出在体制之外。二是科技创新激励严重不足。知识产权法规、科技奖励制度、武器装备定价办法没有充分体现科学技术创造者应有的劳动价值，科技创新回报与成果价值不匹配，难以最大限度地激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科研投入远远不够。2018年我国科研投入3706亿美元，仅占GDP的1.97%（美国占2.85%，日本占3.5%），尤其是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长期徘徊在5%左右，远低于美国、英国、法国15%至20%的水平，导致我国原创性基础研究落后于人，面临“卡脖子”风险。四是科研经费利用效率低。科研经费的部门所有、分散管理体制，使我国科研经费低水平重复投入现象较为突出，持续投入特别是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强度不高。科研经费缺乏统筹协调，资金使用效率低，产出效率低，导致重大项目的重大突破不如预期。需要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发展速度和创新质量有机统一、自主创新与开发创新相互促进，着力推动以经济、国防、社会发展需求为牵引，以企业为主体，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创新战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聚高端科创人才，实现关键科技竞争力的持续稳步增强。

三、行动

“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在未来推进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刷新思想、寻求突破，站在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上，书写人类发展进步的辉煌篇章。

（一）尊重历史，从科技创新发展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刷新思想

从两个事例说起：一个是我国高铁与汽车创新发展的两种不同方式。高铁通过全球竞争方式，以不到1000亿元的代价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成为上到国务院总理、下到普通百姓引以骄傲与自豪的中国品牌和名片。汽车通过行政审批方式，花了至少60万亿元，而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得到，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国际品牌。另一个就是我国“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的简称）创新发展的两种不同模式。核高基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十几年来，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了至少1000多亿专项资金(2014年9月设置了1200亿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2019年1400亿多元)，至今仍然没有实现“攻克一批关键技术、研发一批战略核心产品，形成具有国家竞争力的高新技术研发与创新体系”的规划目标。与此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华为则集聚全球全国核高基领域的顶级人才、先进技术和独特产品，自主创新，成功研发出“麒麟”智能手机芯片、“鲲鹏”服务器芯片、“凌霄”路由器芯片和“鸿蒙”操作系统，一跃成为全球5G通信领域最耀眼的明星，成为美国都害怕且竭尽全力疯狂打压的世界级科技创新型企业。

这两个事例引发我们很多有益的思考：核心技术与优质产品，行政审批不出来；基础研究与发明创造，仅凭规划不出来。唯有竞争和来自企业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内在需要的自主创新，才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不竞争怎么会有竞争力？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钓鱼工程，怎么会有创造力？）。

要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摆脱我国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局面，打破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技术瓶颈，就必须准确定位政府的职能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工信部、国防科工局与军委科技委、战略规划办、联合参谋部、政治工作部、国防动员部、装备发展部、后勤保障部，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工作制度。回归中国科学院聚焦基础科学研究、中国工程院聚焦国家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各大院校聚焦人才培育、军队科研机构聚焦军事需求论证和作战能力生成研究、企业聚焦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的正确轨道。

加强基础科学、核心技术和科学管理能力建设，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市场配置科技与人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竞争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倒逼与推进作用，加快培育具有崇高信仰、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创新性人才，不断推进中国科技界、教育界和中国企业以独树一帜的科学思想、独辟蹊径的科学路线、独到之处的科学观点、独具匠心的科学发现、独一无二的科学价值，引领中国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落地，引领中国企业创新发展，引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二）立足现实，从研究解决科技创新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中寻求突破

如何突破公私分立的体制性障碍、军民分离的结构性矛盾和权利规则机会不一的政策性问题，是科技创新发展必须解决且不能回避的三大难题。这三大难题的解决，都能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1日）、在历次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讲话，以及关于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找到答案。

调整改革我国科技创新计划管理体制。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民口单位的人才、技术、资金、设备、信息等资源，纳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计划、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规划计划，集中全社会力量推进科技创新发展。调整改革有碍科技创新的生产关系和政策制度，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军民分离问题，彻底解决80%以上的军民两用科学技术（中国科技大学的广域量子通信技术、华为的5G通信技术，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的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国防科技大学超级计算机和深圳研详特种计算机，比亚迪、卧龙集团的新能源、新电机技术，苏州赛菲集团、江苏恒神的新材料技术，中芯国际、寒武纪、海威华芯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等等）领域的分散管理体制导致的重复投入与资源浪费问题，提高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与武器装备建设质量效益。

加快垄断行业混合所有制结构调整。充分体现创新、竞争、开放、多元、高效的要求，鼓励非公有制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独特优质产品、先进工艺技术或资金参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导、民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统筹军民力量，整合优势产能，构建更加完善的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科研生产体系，通过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方式多样化，对核心能力建设在保证政府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允许社会资本经核准后进入；对民营企业领先的科技领域，经与民营企业协商同意，国有企业可以参与其混合所有制改造；对一般能力建设，全面向社会资本开放，通过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给予必要支持。逐步形成向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体开放的体制架构和内在机制，让全社会一切能够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创新工作和服务的主体涌流，真正建立起公私一体、军民一体、平战一体的国家科技战略体系和能力，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科技强国和强大军队提供可靠的科技支撑。

强化科技创新发展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政策制度的调整改革必须始终贯彻“开放、竞争、融合、创新、实战”五大理念，最大限度地防止与约束权力寻租等违法违规行为，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最大限度地激励所有不同所有制主体的“新概念、新原理、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创新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由计划向市场、垄断向竞争、分割向融合、守旧向创新、靶场向战场的历史性转变，实现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益发展。

抓紧修订科技法规。确立科技法规修订的鲜明导向——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实践性、必然性、系统性、局限性、不确定性、可持续性）、体现科学创新精神（理性精神、求实求真精神、批判和怀疑精神、创造与探索精神、改革与创新精神、平权与团队精神、奉献和人文精神）、充分发挥科技人员聪明才智，使所有为提供国家公共产品、技术和服务的不同所有制主体，拥有同等地位、权利和机会。据此，修订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

激励创新政策。国家通过调整制定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无息贷款、保险保护、价格倾斜等政策，国防科技工业和军队装备采购部门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鼓励竞争、激励创新的合同条款，着力激励那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创新成果、对推动基础科学、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类单位及其创造者。特别要完善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允许科技成果创造者拥有部分知识产权和长期使用权，并以法律或合同形式进行事先确权，通过转让、入股、使用费、现金奖励等多种灵活形式，实现相应回报。

资金融合政策。充分发挥近2万亿国家科技投入政府基金的基石作用和对市场技术资本的引导作用，让更多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到技术资本市场，让低流动性的技术资本再转变为高价值和高流动性的金融资本，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向内生型经济转型的科技金融动力引擎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动力引擎，实现经济增长不再依赖边际效用递减的投入方式，而是通过科技创新从供给端创造新需求的经济增长方式。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统筹协调职能，统筹规划与集中使用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资金、国家军民两用重大科技专项资金、国家军民融合产业基金、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战略大后方建设资金，以及重点地区和行业军民融合产业基金。集聚全球全国全军相关领域顶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全力攻克一批长期制约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的短板、瓶颈难题，化解一些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潜在风险。此外，融合“七费”（武器装备科研费、购置费、维修管理费、阵地建设费、使用保障费与国防科研条件保障费、生产技术改造费）的统一使用管理，制定面向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的“七费”管理办法。

金融扶持政策。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制、股份制改造和资产证券化进程，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尽快打造由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领军人才和核心技术融合而成的真正的“国家队”。建立专业的军民融合股权投资、成果转化、贷款担保服务机构，量身定做激励技术创新、化解武器装备研制风险的金融（保险）产品和服务方式，扶持所有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的不同所有制主体共同成长，为军民融合产业化发展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制定民间资本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投资管理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民营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的资金，服务于国防建设。

价格倾斜政策。建立完善遵循价值规律、科技发展规律、装备建设规律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管理制度。遵循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对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武器装备作战使用效能的高价值技术和装备，给以必要且适当的价格倾斜，激励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推动高技术装备的发展；遵循技术决定价格的规律，加强装备技术的先进适用性论证和价值工程分析，确定合理的目标成本价格。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对国防科技工业和装备建设的促进作用，重视现代高技术研发的软件和人力成本，通过灵活的定价办法使自主创新投入的“倍加”的脑力劳动和软件成本能够得到补偿，以激励研制和生产创新。建立价格激励机制，合理确定客观反映装备作战使用价值的价格构成，鼓励承制单位自觉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健全知识产权制度，积极开展对无形资产价值的评估，对技术先进、特别顶用、能够明显提升装备体系战斗力的技术或产品，按照物有所值原则给予奖励性的合同定价。积极摸索适合于装备科研、生产、维修等不同阶段和装备不同性能、质量特点、采购数量的多种形式的计价管理办法，体现优质优价原则。

彻底清理阻碍科技创新尤其是阻碍市场竞争的现有法规标准。按照“应融则融、应竞则竞，融竞并举，相互促进”的原则，对于适用融合与竞争性采购的技术、产品、服务项目，开展军民同条件、同标准、同要求的公平竞争。健全国家和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效益与利益分配机制，遵循知识产权“谁投资谁所有、谁创造谁拥有、谁转化谁享有”的原则，对国家和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收益，按照40%归科学技术发明人，30%归发明人团队，15%归发明人所在单位，15%归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办公室，激发鼓励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创意、创新、创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

（三）放眼未来，从国家维护安全、发展、利益和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中确定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目标和路径

确定战略思想和目标。按照需求牵引、技术推动，计划调控、市场竞争，扩大开放、合作共赢，靶场试验、战场检验的基本原则，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改革与发展。既要制定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在内的其他非国有经济主体，参与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法规政策，又要制定吸引世界各国科技领先人才和先进科学技术与产品参与我国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策略和路径。使我国高端装备制造、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真正建立在全国乃至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质量水平之上，逐步实现我国工业发展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目标，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实施差异化竞争和不对称发展战略，率先推出具有独特价值和创新特征的领先科学、技术和装备，逐步化解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存在的“四强四弱”（一般装备生产能力强、高端装备科研生产能力弱，仿制装备生产能力强、自主研制装备生产能力弱，机械化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强、信息化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弱，防御性装备研制生产强、进攻性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弱）结构性矛盾，铸造世界一流高技术装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打赢未来任何强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发起的现代化战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需求和军事斗争需求牵引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发展规划、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规划，基本上是由大学、科研机构的专家根据技术发展趋势决定发展方向、目标和建设项目，经济发展与企业的实际需求，以及未来作战需求很难充分体现在规划中，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严重削弱。要改变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的传统做法，从浩瀚无垠、杂乱无章的大数据中，通过超算和人工智能深度挖掘、综合分析出核心有用的小数据，作为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的客观依据。采取各行业各专业的骨干企业出题、各战区联合作战部门提出需求，由全国不同所有制主体真正有能力的企业、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同台竞争揭榜应答的方式，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到最需要、最能出成果的地方。

夯实科技创新的基石。在解决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发展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时，教育发挥着根本性作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质量取决于人的质量，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水平同样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人的质量取决于教育，尤其取决于以人为本的教育。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一直在我们的耳边回响。“现在的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以色列是军民融合式教育创新的典范。在自然资源匮乏、生存环境恶劣、周边人文社会环境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强烈的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催生了寓军于民、军民深度融合的教育创新体系、科技创新体系的形成，创造了军事科技、农业、物理学、医学、信息技术等领域的辉煌成就，使一个不到世界千分之二的人口获得了近四分之一的诺贝尔奖，控制了近三分之二的世界财富。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加强教育资源统筹，完善军民融合的人才培养使用体系，提升军事人才质量。2016年5月中央军委颁发《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实现强军兴军战略目标最紧迫最重要的是以人才集聚优势谋求备战打仗胜势。把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式教育创新，作为加快转变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重要途径，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走出一条兴国强军的办学兴校之路。

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创新理念。教育创新是实现包括创新驱动和军民融合在内的任何国家战略的根基。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创新理念是实现包括创新驱动和军民融合在内的任何伟大工程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教育创新理念就是注重和满足人的社会性、经济性和个性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念。全体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发挥之际，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之时。

创新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就是要按照以人为本、自主创新、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要求，建立完善教育创新组织管理机构、工作机制和政策制度，统筹国民教育和国防教育规划、优化配置军地教育资源。建立完善从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到装备采购、使用、维修、保障等环节，军民高度统筹、充分协调的法规制度和标准。建立健全军地教育协同工作机制、联合培训机制、共享使用机制，打造军地结合、优势互补、相互支撑、互惠共赢、产学研用一体化军民融合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最大限度地把有限资源转化为部队战斗力和社会生产力，为增强国家战略竞争力提供最重要的人力支撑。充分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和价格杠杆，充分发挥投资、金融、证劵等工具对优质资源、优秀人才的激励作用和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效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满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需要。

着力推进科技领域的军民融合。科技领域军民融合，必须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科技强军的思想，与2030年跃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35年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和一流军队的目标相向而行，与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国家科技管理体制调整、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制度改革同步推进。

建立持续稳定投入的基础研究与原创资助体系，制定吸引前沿科技人才积极参与基础研究和原创发现的扶持政策。优先投资原创性的科学发现、颠覆性的新系统技术、多层次多技术融合的联合作战概念、对现役武器装备作战效能进行适应性系统改进与提升的解决方案，以及打破敌我双方成本平衡的创新项目。

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技术。集中国家和民间科学技术人才、资金、设施设备等资源，充分应用民营企业70%的技术创新成果，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商会协会联盟资源优势，组织形成各行业各专业国有和民间顶级高手组成的国家队，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建设创新，协同攻克硬科学、黑科学、软科学等基础科学领域的一个个“哥德巴赫猜想”，尽快突破和创新军民两用集成电路技术、动力技术、太赫兹技术、核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卫星通信技术、量子通信与计算技术、隐身与反隐身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打造能打胜仗的一流武器装备，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

强化军民融合制度创新。仅有技术的突破，没有管理制度的创新，难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续性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效益性。因此，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两个轮子必须一起转。在大力推进科技军民融合与协同创新的同时，必须强化军民融合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法规制度和方式方法的创新。一要建立跨国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专业的军民融合组织领导管理体系，建立融入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内的所有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资源的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规划计划管理制度，建立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维修的直接通道与机制。二要抓紧制定颁发军民融合发展法和武器装备采购法，明确优势民营企业参军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实施军民一体化的国防工业和装备建设管理体制和需求牵引、计划调节、市场竞争、靶场试验、战场检验的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采购运行机制，明确大型复杂武器装备分系统与配套产品体系外包比例。三要建立完善军民融合制度创新管理机构，制定军民融合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军民两用技术体制、质量管理制度、成本管理制度、服务保障标准等，清理、修订影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和行业企业标准。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毛泽东主席率领他的战友们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92周年。毛主席在井冈山茅坪八角楼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光辉著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很多同志认为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急功近利的流动游击战方式去扩大地盘、走出低谷。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面对生死存亡的抉择，面对众多同志甚至是一些高级将领发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著作。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是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有些人所谓“有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上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这是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是一种笃定的坚守，这是一种伟大的气度。

从井冈山拥有41.18平方公里到红旗插遍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艰苦奋斗了22年。22年增长22万倍，每年平均增长1万倍。是什么使他们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是一种崇高信仰、是一种责任担当、是一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是一种创新创造的至高境界。这是一种怎样的投入？这是一种无私的投入、一种忘我的投入、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自信的投入。

今天，我们正走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围追堵截的新的伟大长征的历史征程上，我们同样需要一种崇高信仰和责任担当，同样需要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同样需要创新创造的至高境界，同样需要无私的投入、忘我的投入、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自信的投入，去战胜奋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迎接新的长征胜利的曙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主席的著名论断。“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科技是立国之本，教育是强国之根，国防是卫国之基。7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天眼、蛟龙、墨子、嫦娥、北斗、微信、高铁、航母、5G通信、飞天云操作系统、东风快递、歼-20、运-20、直-20等重大科技成果光彩夺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新理念、新设计、新战略”。“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技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未来，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必将建立在科学的创新体系、先进的创新文化、高效的创新体制、坚实的基础条件、协同的创新平台基础之上，逐步形成开放、竞争、融合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政策制度,集聚国内外科技领域不同所有制主体的顶级人才、领先技术和独特产品，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和世界一流的人民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谭云刚大校 工程硕士 原空军司令部军事代表局副总工程师、高级会计师（技术4级）。历任空军某部后勤部助理、政治部干事，空装驻航天二院中心军事代表室副总代表、空军军械通用装备军事代表局综合计划处副处长。  全军装备采购管理专家咨询组顾问、全军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专业组顾问，军民两用技术全国理事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全国工商联军民融合专家委员会专家。曾任全军军事代表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全军装备理论研究专家组、全军装备价格专家组成员，装备质量监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全军装备采购制度、价格制度、军事代表制度改革论证评估和装备质量监督、价格审核、资格审查以及军民融合研究工作，装备质量监督理论与实践研究、装备采购竞争机制研究等4项成果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二奖。著作三部：装备采购管理问题与对策论文集、全军装备采购干部培训讲稿集和装备采购价格管理教材。近几年，发表深入推进民参军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军民融合与教育创新等数篇论文，获得全国军民融合高科技装备成果展览暨论坛优秀论文奖。课题成果《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改革发展必须朝向五个转变》，被评为“2019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等地讲课6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