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露宿者：在不起眼处生存

插画 / RON

从业六年，社会工作者张潇还是很难形容露宿者到底是怎样一群人。但接触之后，露宿者的形象就从群体变成了一个个在时代潮流中命运迥异的个体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实习记者 梁文雪 图 | 张潇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5363字，细读约需12分钟

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局外人，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有着怎样的过去。白天他们用日益羸弱的力气赚取微薄的生存资料，比如拾荒，比如下工地，比如从往来农贸市场的大货车上卸下瓜果蔬菜，比如在情人节那天揪着你的衣角让你买一朵玫瑰……夜晚，他们委身于桥洞、公园、地下通道甚至大街上，因而在社会工作者眼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露宿者”。

他们习惯隐藏自己，却不断地和人群相遇。据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2014至2019年的统计数据，仅北京市三环以内，每年就有约3000位露宿者曾在这里的某个角落流浪。与人群相遇时他们往往在睡觉，仿佛睡眠可以构成一个把自己和外部世界分开的结界。和露宿者擦肩而过的人们，往往加快步伐或者绕开走，避免和这些城市边缘的人群产生交集。我问过许多人对露宿者的印象，回答不约而同：对他们的印象就是没有印象。他们仿佛夜幕下的蚂蚁，在城市的不起眼处生存。

露宿者最初见诸大众视野，大概是他们后半夜睡在肯德基、麦当劳里的时候

“破冰”

“我不要你的东西，我也不信你的教！”

和风社工事务所的创始人张潇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被眼前的老太太轰出去了。温暖包里的挂面被摔散，细细的面条洒了一地。

温暖包是张潇团队和露宿者“破冰”的一种方式。所谓的温暖包就是用牛皮纸袋装上水、饼干、卤蛋等等，派发给露宿者，希望让他们敞开心扉。高人一等的姿态是社工工作的大忌，但面对缄口不言的露宿者，张潇和同事不得已而为之。

那是在2015年前后，有个公园聚集了上百个露宿者。装满温暖包的小推车一进公园，眼尖的露宿者便大喊“发东西的又来了”。几十秒之后，小推车成了空车，但仍然没有愿意坐下聊天的人。

后来社工们便不再去公园，多去河岸和地下通道。他们当着露宿者的面把温暖包拆开，拿出饼干自己先吃一片，再递给露宿者一片。有的露宿者会渐渐放下防备，但一提到为什么要露宿这样的话题，又不说话了。

整整三个月后，社工们才遇到了老陈——第一个愿意敞开心扉的人。老陈住在一个地下通道里，六十多岁，一条腿是跛的。他和十几个人住在一起，白天其他人出去打工，他帮着看行李，晚上他们回去后会带给他一份吃食。

一次，老陈朝社工们要了十几份物资，说要留给同住的人。通过老陈，社工们认识了通道中的大部分露宿者。这些人当中，有的带社工去立交桥下认识他们的“老朋友”，有的则在打工、拾荒时留意新的露宿者。

就这样，社工们认识的露宿者越来越多。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三环内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摸排，七个月后他们有了这个群体的画像：年龄以30到60岁为主，男性远多于女性，访民和滞留的外来务工人员各占两成，剩下的是来京看病的、从传销组织逃出来的……

捡铜丝的露宿者

不固定的“避风港”

说起来，十几个露宿者聚集在地下通道生活已经是过去式了。大概从2017年开始，几乎所有地下通道都安装了摄像头，露宿者便搬离地下通道，寻找更隐秘的所在。

露宿者在地下通道聚集的情况还比较普遍时，为了不被投诉，他们早上4点就生火做饭：用废弃的油漆桶做成火炉，底部开孔通风，在一侧割开一块铁皮以便向内添加燃料，烧热后桶顶就可以放锅烧水做饭。就地取材、随遇而安，是露宿者总结出来的生存之道。

如果运气好，露宿者能自如地使用公厕和花园里的水龙头取水洗手或饮用，甚至有露宿者在通惠河边借着自来水洗衣服；或者进入老旧小区的垃圾堆捡瓶子、废纸。进入小区的露宿者被如何对待也要看运气。一些业主会把家里的饺子、面条带一份给他们吃。运气不好的话，会被个别业主投诉。

露宿者最初见诸大众视野，大概是他们后半夜睡在肯德基、麦当劳里的时候。尽管给露宿者提供避风港是这两家餐饮公司的理念之一，但这要取决于当班经理的好恶。在一些上下两层的门店，楼上会在凌晨之后关闭。露宿者进入门店后，会先在楼下找别人吃剩的东西，然后将没归置的餐盘替门店归置好，以此换取一个小汉堡和在关闭了的楼上的一夜安眠，这是门店和露宿者之间达成的默契。

这种默契并非常态。大多数时候，门店的员工会趁露宿者睡得正香时收拾桌椅，巨大的噪音会将他们吵醒；或者把空调的冷气开到最足，露宿者冻醒后看到窗边蒙蒙亮的天色，便会揉着眼睛离开。因此，对一般人而言最放松的睡梦时分却是露宿者需要警醒提防的时刻。

和风社工事务所曾对露宿者的身体状况做过调查，发现由于睡眠不足，他们整体的血压比一般人高，收缩压170mmHg是常有的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成人收缩压≥140mmHg即可确诊为高血压）。其中有个老太太收缩压达到了220，她时常对社工说自己“有点晕”。

露宿的老太太

丛林法则

露宿者在社工面前往往缄口不言，露宿者之间也有隔阂。他们遵循原始的丛林法则，暴力往往在夜晚上演：有的露宿者没找到活干，有的干了一天没结工资，饥饿和怨气交织，化成砸向弱者身上的拳头。对晚饭的争抢是家常便饭，有时候露宿者也会抢社工发的物资，抢一捆挂面，甚至是别人身上的玉。

许多露宿者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比如那位朝社工扔挂面的老太太。她是总被抢食物的那一个，被同住的露宿者抢，也被流窜的混混抢。她被抢了也毫无反应，每天只靠其他露宿者分给她的一点食物过活。

老太太也有爆发的时候。

一天桥洞下来了个15岁的姑娘，说父母让她辍学供养弟弟，于是离家出走。姑娘坐在旁边对老太太说话，老太太也不理她，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甩给她一条被子。第二天晚上，几个混混来到桥下，眼尖的发现了新来的姑娘，对她说：“小妹妹，跟我们走一趟，给你50块钱。”姑娘不肯，被一把拉过去。其他的露宿者有的装睡，有的只是木然地看着。除了害怕，有时候露宿者之间的漠视比其他人来得更理所当然。

老太太似乎是被吵醒了，她突然坐起来，一边用被子蒙住姑娘一边指着几个混混大骂：“王八蛋，我日你X，这是我孙女！”他们见势不妙，踹了老太太一脚，便气急败坏地走了。

老太太知道自己得罪了人，便连夜收拾东西，把行李放在一张硬纸壳上，沿着马路，拖着纸壳一瘸一拐地走了。临走前她对姑娘说：“奶奶不能一直照顾你，你找个工作吧。”

后来，张潇和同事们找到老太太印证这回事。她轻描淡写，只说自己的孙女在燕郊某个大学当老师，然后别过头去，再也不说话。

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

相框封存的“宝贝”

从业六年，张潇还是很难形容露宿者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有的露宿者被同住的人怀疑偷了东西，为了自证清白而跳河自尽；有的露宿者见到社工就用棍子追打，三四年也没能进入个案服务阶段；有的记挂着社工给过的照顾，有什么好东西都要留给社工们。

张潇回忆，有一年的年夜，有个露宿者在街头开火煮饺子，社工们不到他就不开火。有一位服务对象不知从哪里得了两个苹果，等到两周之后才有机会把苹果送给社工们。苹果已经氧化、失水、变得干瘪，但在他心里，这是自己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尽管在服务初期社工便不会再发给露宿者任何东西。也有女社工收到了女露宿者留给她们的红枣、红糖，尽管这些红糖可能是别人不要了的……

在和风社工事务所的会议室墙上，镶嵌着几个相框。相框里是几片山药脆片、三粒纽扣电池、一捆手指长的小木棍、半包变质的茶叶和橘子皮。张潇说这些都是露宿者捡来的“宝贝”，是送给社工们的礼物。张潇把这些宝贝用玻璃和相框封存起来。

露宿者送给社工的礼物 图/梁文雪

露宿者递的烟自然不属于礼物。“来根烟”在露宿者“彩票”——他爱买彩票，可从来不中，“彩票”的绰号由此而来——的语境里有两层意思：兜里有钱的时候他散财买烟给社工和其他露宿伙伴，“呐，来根烟”；兜里干净了，便管社工和他的老伙伴们“嘿，来根烟”。

露宿者“彩票”

彩票是老北京了，三十多岁开始露宿街头，在街上一待就是20年。和一般的露宿者不同，彩票晚上出动，白天窝着睡觉。第一次和社工见面，彩票在和平门一个长廊里，除了一个能睡觉的包袱一无所有，每天只拿两个塑料袋捡瓶子，满了就不捡了。社工们启发他把小塑料袋换成编织袋，能多捡一些；又让他攒攒钱，“咱买辆三轮车。”

彩票凭着自己在废品收购站的人脉，花了一百多块就淘回一辆二手三轮车，去小卖部收废纸壳，好的时候一天能拿到三四十块。再后来，彩票攒了三百块从社工手里买回来一个很好用的二手手机，只不过他丢手机的频率实在是不低，过去一年丢了大概十部，“搁公厕里头充电，第二天一睁眼，没了！”

彩票钱不多且散得快，自己有20块钱，他舍得花10块钱给露宿的老伙伴买一双拖鞋。除了彩票，他还爱买酒，心里委屈了就喝两口，挨了人的打也喝两口，喝多了便一个电话打给一直跟进彩票个案的社工展哥，在电话里一通大骂。展哥知道彩票心里委屈，也从不在意，只在他被偷了手机时才会补一刀：“让你丫的骂我，报应了吧！”

彩票去面试了许多工作，从亦庄到香山，从保安到保洁，有些都试工了，却因为身体跟不上而告吹。在社工们的一再劝说下，这个从不相信命运会垂青自己的人决定去申请低保。第一次去，社区查明他是社区的人，家里的房子已经由哥哥过户给女儿，社区让他“把房子争下来，不得抵好几百万”，他没搭茬。从小父母便对他不好，打骂是家常便饭，去世时也没想过要见他，他便靠拾荒活到了今天。

好在最后他成功地申请了低保，最近又在社工的帮助下申请公租房，听说已经拿到号了。我见到彩票时，他正坐在长椿街的一个花园里吹风，旁边是他的小车和全部家当，“多滋润呐，给个省长我也不干。”

只是，我看到他的左臂有一排烟头烫过的疤痕。

半路夫妻

齐天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露宿者，至少从她齐整的辫子和干净得发亮的脸上看起来是这样。第一次见到齐天时，社工小郭也觉得她实在不像一个露宿者。

在小郭的记忆里，齐天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初次见面是在地铁站，齐天带着一个大手提包，包里是十来瓶未开封的矿泉水和一些换洗衣物。衣物叠得整齐，不像那些随意堆放在流浪的主人身边的脏衣服。

齐天迟到了，小郭不介意，但她还是说了句“对不起，我来晚了”。

齐天牵着小郭到她露宿的那条步行街，那手温热而绵软，手指缝里没有一丝污垢，指甲也修剪得圆润整齐。后来小郭才知道，齐天有些过于爱干净了，以至于隔几刻钟就要去附近的公厕洗洗手。这双手因为总是沾冷水没能熬过北京的寒冬，在那些北风像刀子一样割人的冬日生了冻疮，红一块紫一块的，一碰就疼。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齐天最终回了老家。

齐天是偷偷摸摸回去的，怕她的“老公”知道。

“老公”并不是齐天的法定丈夫，他们是因为露宿而走到一起的半路夫妻。张潇说，这样的半路夫妻他们见过不少，但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会出双入对地出现在社工面前。“也许是因为不符合主流的道德风尚，因为有的露宿者在原籍是有家室的。”很多半路夫妻是社工长期跟进的过程中发现了二人的端倪，才知道他们有了这层关系。

但齐天不一样，她总是在小郭面前提她的“老公”，说老公管她叫“媳妇儿”，会把挣的钱交给她，会带热腾腾的饭菜给她吃，还几次说要带老公见见小郭。

去年，齐天突然不想在外面飘着了，她受不住北京的冬天。齐天是偷偷和社工们联系的。在社工联系救助站的那几天，“老公”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也不出去干活了，总是跟着他的“媳妇儿”。

后来，齐天回了老家，也没和她的“老公”说句再见。“老公”知道齐天走了，特别委屈：“一起住了三四年，她走的时候连句话都没说……”最后他叹了口气，“哎，回家挺好，回家挺好啊……”

齐天

“成功”

和风社工事务所成立的第一年，张潇和同事们计划帮100人脱离露宿生活，结果只成功了30人。后来员工从4个变成15个，从15个又回到8个，不管员工多少，每年成功案例始终保持在30个左右。他们每年会面对上千位露宿者，有服务潜质的约有200个。有的露宿者不想接受帮助，有的只愿意接受物质救助，有的光“破冰”就耗时三四年，有的会突然对社工失去信任，还有的已经租了房，觉得600块房租不如吃到肚子里踏实，就又回到街头……

张潇时常思考“成功”的界定标准，是把救助者劝到救助站就算成功，还是露宿者有了低保、住进了公租房、吃上了热饭并说自己过得很好就算成功？又或者是将露宿者送回原籍安顿下来才算成功？张潇曾经遇到将露宿者送回原籍之后又被家人推出来的案例，这让他意识到不能替露宿者做决定，也不能在露宿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发出根本不需要的求救信号。

但那些不“成功”的个案也不意味着没有意义，张潇认为它们还在进程当中——失去信任了，就努力修补关系；倒退了，就推着往前走；政策不明确的，就多呼吁。2020年3月9日，民政部等11个部门出台《关于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主要任务之一是“集中开展落户安置行动”。

疫情期间，露宿者的数量锐减。之前整个西城区有上百个露宿者，到2月只剩不到三十个。他们的生活更困难了：没人出门，被人接济的露宿者便失去生活来源；小区封了，露宿者不能进去拾荒；不少露宿者没有口罩，有的捡别人丢弃的口罩……社工们加大了物资的发放量，除了温暖包、应急灯、洗漱用品，还增加了口罩和消毒液。

在接触露宿者前，露宿者是一个群体，但接触露宿者后，他们就成了一个个在时代潮流中命运迥异的个体。“接触得越多，就越接近所谓草民的历史。我们没有经历过运动，没有经历过下岗潮，但我们服务于露宿者，就会看到被时代左右的他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张潇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相比露宿者教会我们、给予我们的，我们社工给予露宿者的，真的只是温暖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