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中国杂志社 阅读：?从2020年初开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在全球蔓延。放眼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方法各不相同，对社会生活遭受疫情冲击所采取的政策也不尽一致。中日两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但追求经济正常发展的目标完全一致。“后疫情时代”的中日经济合作和疫情前相比，出现了种种新的趋势。
非接触在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
笔者对新冠病毒横施淫威给中日民众、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做了详细的报道。一个可以看到的现象是，新冠冲击前的生活方式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接触在逐步成为行动的主流。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物理空间，在迅速地由IT等填上。
直播带货成为疫情期间流行的销售方式
如果没有文字，技能或者知识的传播只能靠口口相传，需要通过人与人直接的交流来完成传播过程。但有了文字以后，尽管语言、文字本身可能不同，但经过解读、翻译过程，传播的速度、范围大大超过了口传。口口相传不会因为文字、现代化的通讯而消失，在很多场合，口传的能力大小，直接关系着传播、学习、传承的效果。只有在本次新冠疫情冲击到来后，中国第一次有了完全不通过直接口传的方式，从事教育工作、发布工作指令的现象。笔者通过在线教育、视频会议等对这个现象做了描述。
一个国家内的非接触传播，转眼间就跨越了国界，在中日之间、在数个国家之间流行了起来。中国医务人员在疫情期间召开的抗击新冠病毒经验交流会，让众多国家有了参考中国方式的机会。在新冠之后，从共同抗击病毒走向共同治疗某些疾病，该不会有太多的困难。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因这次疫情而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工业生产的技能、企业管理的诀窍等，在新冠之后有了在各国之间得以推广的新机会。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过去较多地在于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得以实现，这种交流推动了产品贸易。在非接触成为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式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该依旧能够顺畅，而传播的速度也许会更快。
中日有了共同应对的新课题
过去在环境问题、老龄化问题上，中日有时间差应对，现在在新冠病毒的对应上，中日同在2020年遭遇了共同的问题，让两国有了一起应对的基础。
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发生。1月23日武汉封城，湖北之外的全中国所有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医疗队驰援武汉、湖北，让病毒基本未走出湖北。在湖北集中治疗新冠肺炎的同时，全中国深化防疫工作。在国内基本实现新确诊患者零增长以后，防疫的工作重点转为防止输入性传染。4月以后，中国基本控制了疫情。
日本的疫情基本上到了4月中旬以后才开始严重起来，4月11日确诊患者在6000人左右，4月23日增加到了1万人上下。日本选择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方式，未采取严格的封城方法。和G7其他国家比，日本患者人数最少，死亡人数最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G7其他国家，也不同于中国的抗击疫情新路。
不同的战“疫”方式，共同追求的实现目标，让中日能求同存异，合作前行。中国在医治方面及社会组织上显现出的特点，给世界各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首先，全力将新冠病毒压制在局部地区，然后集中全国力量进行治疗。和日本、欧美国家比，中国的医疗人数与人口的比率要低很多，医疗设备的数量也严重不足，但用全国的力量控制武汉（湖北）一地的疫情，还是绝对能够做到的，这也是中国在局部地区与病毒的战斗能够速战速决的根本。
第二，疫情看似是人与疾病的斗争，更需要通过社会组织能力来应对。大量粮食蔬菜被运送到湖北，大量优秀的行政人员从中国各地下沉到了疫区。这方面日本媒体几乎没有报道，国外读者知道的不多。实际上中国能够迅速在湖北获得战疫的胜利，和这些要素分不开。
第三，医治技术的积累、新药及疫苗的研发，中国也在疫情期间获得了聚集的机会。目前公开的信息不是很多，从零星的信息看，全中国最重要的研发资源开始向医疗倾斜，在治疗中积累的种种数据开始应用到了研发上。数据巨大，内容非常广泛，为征服新冠病毒等新疾病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另一方面，从中国看日本，不论在新药法匹拉韦的应用上，还是在CT机的使用方面，日本有日本的战疫特点。日本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率要高过中国很多，服务业的停摆给社会造成极大动摇。日本不选择封城，有其经济等方面的种种考量，但最后也获取了很大的成功。
可以预见的中日在新冠之后的合作，将包括探讨不同战术对征服新冠病毒所发挥的作用，让政策手段愈发有效。合作还包括确诊新冠肺炎的新方法。除了目前使用的核酸检查、CT检查外，更为便捷的方式方法应该能够由中日企业开发出来。对于已经罹患新冠肺炎的患者，可以使用哪些治疗药物？中国的中医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明确中国正在研发的新药与日本法匹拉韦等药物的效果，应该是两国合作的内容之一。在这些合作的基础之上，中日建设共同的对抗病毒的平台，今后一定能向未来医疗、养老方面继续拓展。
有了医疗上的合作，让中日两国民众看到具体的成果，中日关系也能发生新的向好转变。
可具体推进的新中日教育、文化交流
随着通讯技术的进步，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能够搬到网上，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中日在教育、文化上的交流，这也是绵绵不断的中日交流之根本。
老师在家录制线上课程
比如在疫情期间，中国有将近1500所大学实施了网上教育。试想一下，1500所大学，不说外语大学中的日文专业教育，即便是普通大学里的二外教育，选择日语的学生都在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一年中国大学生的入校人数为850万左右，便是三分之一，也让每年有280万到300万人开始学习日语。笔者去过贵州等地的大学，知道那里的大学几乎都没有日文外教。如果这个时候能够有日本的大学教师，为在中国的大学生开设日文教育课程，应该能够更多的人参加到日语学习中来。相反，日本数百所大学中同样存在中文教学问题。中国也能担负起这方面的在线教育工作。
更多的教育在于家政、医护、技能、产品设计、企业管理等方面。在中日有完善的语言教育之后，日本的相关教育完全可以通过在线方式运用在中国教育中。在日本教育供大于求的时候，可以通过和中国大学的交流，发掘新的市场。
疫情期间，中日有大量的学术交流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这种交流方式应该在“后疫情时代”愈发扩大。
参与“共抗疫情，全球线上慈善音乐会”的明星们
4月19日，中国钢琴家郎朗等参加的“共抗疫情，全球线上慈善音乐会”，感动、鼓舞了无数的观众。今后，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活动采用线上的方式也会成为一种新趋势。
由虚入实的工业物联网技术交流将遍地开花
不论是疫情防控还是教育、人文交流，IT技术的运用不可或缺。经济发展最终要落实到物质生产的进步上。工业物联网上中日将以何种方式进行新一轮合作，将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
疫情期间，中国政府系研究机构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向日本最大物联网业界团体“产业价值链主导权（Industrial Value Chain Initiative，简称：IVI）”表示，希望学习日本的工业物联网技术。
安川电机在江苏省的工厂，机器人事业部部长小川昌宽表示，“比起仅在日本生产，在当地生产能够更加细致地应对客户需求”。
从日本媒体的反应看，日本企业正在犹豫，既感到诱惑，又有所担忧。如果日本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得到中国的认可，对日本机械产业来说，将有助于在最重要的中国市场上的销售，但另一方面，提供技术相当于帮助竞争对手。这是日企相当犹豫的原因。同时，国家政策对日本企业在医疗、工业互联网方面的限制有增无减，这些阻碍了中日企业间的正常交流。
在铁路、港口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电视洗衣机等家电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方面，日本在中国市场上走在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前头。到了中国消费开始起飞的汽车阶段，日本企业对中国相当的戒备，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以至于日本汽车现在在中国的销售不尽人意。
工业物联网的技术水平、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更在汽车之上。美国的通用电气（GE）、微软、IBM、思科（Cisco）、PTC，德国的西门子、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法国的施耐德（Schneider）等企业早已竞相涌入中国市场，日本企业反而在中国很少抛头露面。疫情期间，日本媒体特别热心地报道了服务器泄密问题，让企业愈发不能和中国深入交流。
2020年4月以后，日本汽车企业在中国的销售在晚于欧美企业将近二十年后，才有了新的机遇。在工业物联网方面的交流，一方面需要借鉴汽车前车之鉴，另一方面需要有“后疫情时代”的新概念。能够做到这点，中日间的工业物联网的交流才能遍地开花，让中日实体经济共同进入到新的阶段。